文明之间，有所谓元文化的表述。

元文化的意思，就是刨除那些繁文缛节，刨除那些根本不必交谈的废话，去说那些实质本源。

中国的元文化，本质就是没有身份界定，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”陈胜在几千年前就发出了如此的呼喊，这究竟是陈胜亲口所言，还是司马迁的遥情想象，后世的人已经无从得知了，但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在中国人的眼里，一个人的个人奋斗比他的出身更能决定他的命运，他的地位。

姜子牙年轻的时候干过宰牛卖肉的屠夫，也开过酒店卖过酒。终于在72岁时借钓鱼的机会与姬昌相见，助其兴周灭商。战国时，张仪，苏秦以布衣之身，游说诸国，官拜将相。刘邦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，西汉开国功臣，也绝大多数出身布衣。“英雄不问出处”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的思想。

而在印度，婆罗门是决不会去同情贱民，认同贱民是和自己人格想等的人的。

本质上，就是不同民族在入侵印度后，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近乎于相似的统治方式种姓制度。

这些人也不嫌无聊，这套把戏玩了这么多次，都已经习以为常。

这也导致了，在新的征服者出现后，整片大陆麻木不仁，想着的不是保护共同利益，而是思考着如何维持自己的地位，而对于新从北方来到的民族来说，对于自己民族，或者说自己这些精英自己的利益来说，如何选择？

统治成本与收益产出比。

这是一种上层挤眉弄眼，互相勾结一番后，发现对他们最有利的选择，无论是被征服民族的上层还是征服者民族的上层都差不多。

人类有无数的政策和法规，乃至于道德，其实最后都输给了成本，这几乎是普世价值。

印度的村社制是构成古印度经济的基本单位，是古印度奴隶、封建社会的基础。村社制与种姓制度结合，村社内部阶级分明，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婆罗门来说，几乎是最佳选择。

按照教阶制度的分工各司其职，高种姓的负责村社的祭祀、教育、行政管理等，低种姓的则去种田、纳税和做一些服务于高种姓的工作，诸如清除垃圾、屠宰等。

而在村社外部，地形复杂、山川阻隔、道路艰险，再加上每个村社都实行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，各村村长等村社管理人员直接替国家征税和传达国家指令，所以村社之这些田园风味的“小王国”使人们的头脑局限在极狭小的村社范围之内。

对内，这样的统治方式，使得统治者更喜欢把居民变成越来越愚钝无脑的人，通过道德宗教进行钳制愚民，因此小民越愚蠢越好。

当然了，如果是在中国，那些大小军阀，中军佐什么的，会计算一下得失，我的地盘这么小，为什么不把手下小弟养活的膘肥体壮，装备上最好的砍刀，去铜锣湾砍出一块地盘，做铜锣湾扛把子呢。

但是在交通不便的印度，出击的成本太高太高了，你打出一片地盘以后，会发生什么？

你打下一片地盘，却发现新地盘和老地盘之间交通不便，运输一些物资，走走停停，在路上的损耗，比这些物资都多！

在古典式帝国，无论是古代秦汉中国，还是西方的古罗马修路绝对是第一政治正确的任务，始皇帝的书同文，车同轨，行同伦，基本上就是最正确的道路。

一个帝国的大脑下命令，去灭掉某处不开眼的傻瓜，而神经线却缓慢的输送命令和物资，等到了手举起砍刀的时候，傻瓜可能已经饿死了。

这就很不好了。

而在印度，由于始终缺乏强有力的政府进行道路建设，从一个邦到达另一个邦的成本太高，因此逐渐开始内部封闭，这也是很正常的。

逐渐发现，打下一片地盘后，那块地盘上的出产，不能带回自己的本部，只能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