群龙无首、大厦将倾的癫狂，居上位者的君子和居卑鄙者的小人，没有任何共识、完全对立的矛盾，衍生出来种种可怕乱象，其实就是政治生态被彻底破坏，并且没有任何修复的可能。

这种癫狂，是无解的。

因为政治生态的破坏，绝不是一个乱臣贼子或者昏君就造成的。

国朝的地基，是一个完整的政治生态系统，是千千万万的个体意志，是数不胜数的利益集团共同构成，这种癫狂是所有人参与之下做出的集体选择。

所以找不到可以背负罪责的那个人，也没人说得清楚，新路的方向。

戚继光讲是因为皇帝给了大明个体、集体新的方向，所以大家重新获得了共识；

张居正觉得可以通过万寿圣节这种恩情叙事，让皇帝成为那个亿万瞻仰的存在；

朱翊钧觉得京营这把利刃，才是让各种利益集团不得不低头，认可圣旨的根本。

但大明真的找到了新的方向吗？其实朱翊钧以为不然。

大明新的方向，在阶级论的第四卷，帝制必然被消灭；第五卷持续斗争，只要存在压迫，就会有反抗，这才是大明必须要走的路。

但朱翊钧即便是把第四卷写了出来，他作为皇帝，他没有立场，也没有能力，让这第四卷问世，并且成为大明社会各个阶级的共识。

冯保见过陛下写第四卷，陛下敢写，他冯保也不敢看！

冯保觉得大明就没有人敢看那些东西，张居正也不敢。

从陛下的第四卷的草稿而言，在某些时候，冯保也会腹诽陛下，他觉得陛下有的时候要求过于高了。

大明君圣臣贤，能跌跌撞撞把万历维新五间大瓦房，盖出那么一两个，已经是列祖列宗保佑了。

无论是人还是国朝的命运，当然要靠自我奋斗，但是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，而且很多时候，历史进程的重要性远大于自我奋斗。

大明的历史进程，根本都无法接受一个没有皇帝的世界，该怎么样生活，有个皇帝还有个盼头，连皇帝都没有了，没有了凌驾一切之上的力量，如何调节那些矛盾呢？

而且冯保有的时候觉得，无论做什么，小到一个家庭、手工作坊、机械工坊、经营皇庄，大到国朝，都得有个主心骨。

这个主心骨就是所有人的头儿，关键的时候，在所有人迷茫的时候，站出来告诉大家要做什么。

群龙无首、大厦将倾前的癫狂，这种迷茫之中，真的没有仁人志士知道路在哪里吗？真的没人能说得清楚究竟错在哪里吗？也不见得。

很多时候，所有人都知道路在哪里，但需要一个人站出来，把那些能做的不能做的，都做了，承担一切的责任和骂名。

大明大臣千千万，愿意主动站出来承担责任的，也只有于谦和张居正两个人。

堡宗北狩了，瓦剌人大叫着重塑大元荣光围困北京，这个时候，就得有人站出来，把人组织起来，把敌人击退；

国朝衰微，天下将亡，张居正站了出来，拒绝了杨博、王崇古等人楚晋合流的提议，给百官套上了笼头。

张居正年纪大了，作为臣子，他把能做的事儿都做完了，陛下又站了出来，借着张居正新政，完善了万历新政，并且指明了大明未来的道路。

所以，冯保无法理解陛下写第四卷的那些只言片语，既然不理解，他就没有去记，而且陛下平素里也多是用前三卷的内容，对第四卷的内容，也有些忌讳莫深。

时来天地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。

朱翊钧其实想的很明白，趁着大明开海这波的发展趋势、朘剥海外夷人的红利，赶紧利用手中的工具，对内梳理矛盾，才是朱翊钧这个皇帝的主要责任。

而不是去折腾那个很难实现，当下没有多少人认同的第四卷。